伦理型文化
与西方文化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
上古中国是在氏族没有完全解体、血缘关系没有彻底打破的情况下进入文明、建立国家的。氏族中的男性家长，变成掌握权力的“王”。家庭（家族）中的差序关系、尊卑等级，与统治被统治的权力关系相一致。西周社会就是以血缘为自然基础、以周天子为核心、以伦理为纽带的政治—伦理结构。基于宗法结构和宗法观念，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居于决定地位。西周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发端期，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精神气质的塑型期。自此，中国文化以道德来破解朝代更迭的密码，以道德来阐释政权来源合法性，形成了政治—伦理一体化的传统；重视修身与教化，形成了德治主义的传统；注重道德调节、“贱讼”并推崇“无讼”，形成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传统。
虽然，自春秋以降，西周的宗法制度渐趋式微，但宗族、家族作为宗法制度的遗存，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中国的朝代更迭史，就是一个个家族兴衰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门阀士族、豪门大姓，备受古人赞誉的“十世义居”、“五世同堂”，遍布各地的宗祠、族祠、祖庙，这些都说明宗族、家族以及宗法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至今日，历史上的宗法制早已不复存在，传统的宗族、家族结构受到工业社会大潮的冲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但中国文化的基因已经镌刻在中国人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中。尊宗敬祖的追远传统，孝亲敬长的人伦传统，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的人文传统，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规范和理念，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整体主义型文化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整体主义型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群己”之辨、“公私”之辨，个人与社稷、个人与天下的关系，都与此相关。
农业生产对水和水利的依赖极大，由此生发出个人对整体的认同意识。先秦古籍中几乎都有关于水患的记载。在治理洪水的实践中，古人发明了水利灌溉的技术。水利工程很难由个人或者单个家庭独立完成，必须依靠整体的力量集结和统筹。耕地灌溉和排水需要彼此合作、配合而不是相互掣肘。对于个人或者单个家庭来说，统合于整体之中，未必是出于自愿的联合，但出于耕作的需要又不得不如此。因此，在农耕文明中，集体行使某种公共职能，更加需要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整体内部的协调性，个人与整体的不可分离性就显得愈发重要。
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安土重迁的观念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血缘纽带更加紧密，强化了个人对整体的道德义务。费孝通先生曾以“乡土中国”来定位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从人与土地的关系来看，乡土社会流动性差，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是乡土社会的常态。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调控的手段是公序良俗而非法律，调控的目的是增强整体的凝聚力而非使之分崩离析。孟子在其仁政构想中，主张实行乡田同井、八家共养公田的集体耕作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是有效率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强化人们之间的关联，培养人们整体主义的道德观念。
重视整体利益，维护整体的和谐统一，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崇公尚忠，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价值取向，而分裂整体、背叛整体、侵犯整体利益的行径，一直受到人们的唾弃。先秦各家虽思想迥异，但总体上整体主义是主流观点。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背景下，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所强调的社稷、国家、天下，究其根本，不过是以整体名义出现的一家一姓的私利，不过是“虚幻的整体”和“虚幻的整体利益”。但是，从整体主义中生长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抵御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道德理念，已经超越了一家一姓的狭小私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宗教型文化
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从《左传》的“三不朽”到《论语》的“仁以为己任”，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到张载的“横渠四句”，从《大学》的“修齐治平”到明清之际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一直遵循着用世、入世的传统，其实践品格十分鲜明。墨家倡导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摩顶放踵四处奔走，积极济世救民。有人说入则孔孟出则老庄，似乎道家是出世的，实际上道家并不是出世，它是告诉人们如何在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社会生活中全身远祸。道家以避世的生存智慧去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以精神的绝对自由去抵抗和消解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智慧为治国理政提供一种模式，这是具有道家人文关怀精神的“入世”哲学。正如司马谈所言，诸子虽“言之异路”，但都是“务为治者也”。他们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关注现实问题，回应时代困惑，用理论去干预现实，奠定了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中国文化虽讲鬼神，但总体上对鬼神持理性的态度。殷人的天帝崇拜在周初被重新改造，周公将殷人尊奉的至高无上人格的“天帝”创造性地诠释、改造为可以与人沟通的主宰，并引入“德”，试图从人自身而非人之外去寻找权力转移的因素。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虽未否定神、天的存在，但他们更强调人、人事、人道的重要性，把吉凶、祸福、治乱的根源归结为人自身。汉代以后，桓谭、王充对迷信的批判，两晋南北朝时期戴奎、何承天、范缜对于佛教的批判，都是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他们认为鬼是去世的祖先和亲人，是祭祀的对象，要理性对待，敬之远之。受中国文化是非宗教型文化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没有政教合一、宗教高于政权的情况；没有出现一教独大的情形，而是一方面互相争论，一方面相互汲取；从民族性格来看，中国人关注世俗生活、少讲末日来世，崇尚中庸平和、较少狂热极端。
天人合一型文化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命题，则是宋代理学家张载首先提出。所谓天人合一，说的是人与宇宙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相通而不相隔，相合而不相分，相谐而不相胜。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通过论证天与人相通而无二，进而回答人的道德是从哪来的，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问题。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就因为这微小但根本性的差异，使人与禽兽截然分野。人禽之别，非别在生物特性，而是别在道德性。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他认为，性不外心，性天合一，因此人要存心养性以事天。人之所以是一个道德的存在，道德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究其根本，源于宇宙之性与人之性相通，人秉受天之德性作为其规定性。思孟学派关于天人相通的观点，在宋明理学得到阐扬。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二程、朱熹继之，认为宇宙乃人之道德依据，宇宙之性也是人之本性，天道人道只是一道。从天的角度去论述人的道德，是中国古代道德哲学的共识性观点，“宇宙本根乃道德之最高准则；人之道德即是宇宙本根之发现。……此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汉宋儒家哲学中之一个根本观点”。（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宇宙自然和谐统一，反对违背自然规律、主观任性干预自然的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周易·乾·文言》）。天地的德性是生养万物，人要尊重自然规律，方能德合天地。儒家的“仁爱”思想倡导“爱物”，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主张“使民以时”、“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荀子在其圣王之制的构想中，提出对于山林、鸟兽、鱼类要可持续的利用，“不夭其生，不绝其长”。道家反对人为造作，老子提倡“道法自然”，庄子主张“无以人灭天”，批评违反自然导致“浑沌之死”的行为。所有这些，都强调人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要保护自然，反对对自然的索取无度和竭泽而渔式地破坏。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是指主体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达到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儒家提倡修身为本，认为通过修身，人的境界可逐级攀升，最高的境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庄子认为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显然，庄子所言人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不是现实层面的合一，而是主观世界中的合一，在绝对的精神自由中，消泯是非、善恶、美丑、生死的界限，臻于齐万物、合天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把人的境界由低到高逐级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臻于天地境界的人，已摒弃自然境界，超越功利的、道德的境界，关注个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关注自己行为之于宇宙的意义。儒家的“与天地参”，庄子所言万物一体，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境界。
多元融合型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融合型文化，这是由其内在的“和而不同”精神所决定的。西周时期思想家即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深刻思想，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反对“同而不和”，《中庸》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包容精神，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海纳百川以成其大，中国文化因此延续至今、薪火相传。
中国传统文化多元融合一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文化的融合，二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种不同类型文化的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各个民族文化的融合。西方文化注重民族区分，而中国文化注重民族融合。中华民族自源头始，就呈现出多途起源、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经过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逐渐融汇繁衍成世界第一大民族，并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此过程中，各个民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创造主体。文化的主体是民族，民族创生文化，文化亦陶冶民族。民族融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的精神纽带。《中庸》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同伦”即指认同以人伦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可见，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天下一统的重要内容，是民族融合的精神纽带。
中国传统文化是各种不同类型、样态文化的融合。首先，从文化起源而论，中华文化自源头起，即呈现出多样的发展样态，其创生地不仅仅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是多元一体，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和巴蜀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初创期的灿烂星河。其次，从各民族文化而论，汉代的匈奴、两晋南北朝的五胡、两宋时期的契丹和女真、唐代渤海国的靺鞨，元代的蒙古，建立清的满族，这些民族都曾经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他们的政权消亡了，它们的文化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中，融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各个民族的文化，便无以成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再次，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而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佛教的中国化。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这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第一次接触。其间有激烈的冲突，更多的是碰撞、吸纳、消化与融汇。佛教最初被视为神仙方术，两晋时期佛教高僧进入名士圈子，将佛学义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广为传播，唐代佛教大盛。尽管“南朝四百八十寺”，甚至某些朝代一度形成自王室到民间的崇佛热潮，但并未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干、儒道互补的构架，也未从根本上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想和道德观念。佛教中国化的结果，已经不同于印度佛教，被宋明理学吸收，佛教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来源: qs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