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中国经济如何再出发是一个重要话题。在经历三年疫情后，中国民众感受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开始出现明显衰退。笔者身边的朋友不少出现对失业的抱怨以及对房贷的恐惧，因为很多朋友已经出现入不敷出或举债维持的窘境。在上海，此前一铺难求的一线城市核心地段街道店铺随处可见“旺铺出租”的广告，这是近四年来持续出现的现象。面对商品消费的诱惑，人们倾向于观望，量入为出，积极储蓄以应对可能的风险。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吸引外资入局，增强外资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积极预期就显得尤为必要。
外资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质上讲它决定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质量和进程。从最早矗立在广州珠江沙面的白天鹅宾馆（1983年霍英东与广东省政府合资建设的中国首家五星级宾馆）到浦东和外滩街道香港几大家族在中心地段修建的鳞次栉比的物业和商场，再到富士康、苹果、肯德基、星巴克、特斯拉等的入驻，中国改革开放伴随着外资所带来的经营文化的传播和管理理念的启蒙，相伴随的还有就业、税收、区域经济增长等。外资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部分外资对中国营商环境存在不满，甚至在知识产权、中国政府治理环境上一度提出过公开批判（比如中国美国商会报告），但中国开放的市场环境还是对国际资本产生了恒久的吸引力。
不过，疫情三年是外资对中国投资的分水岭（当然也是中国资本对外投资的分水岭），外资出现大量的撤离，一些此前在珠海、深圳、上海深耕十年甚至二十几年的全球知名跨国公司纷纷撤离，人去楼空。这里自然有来自越南、泰国、马来、印度等新兴投资目的地的竞争这个因素，但“撤资”这样的决策出台是比投资还更具战略性、更加艰难的。无论如何解释，外资撤离中国最大的动力是中国市场赚不到钱，用脚投票的事情，很多不需要解释，尤其针对精明的跨国企业家。
中国的疫情确实成为外资与中国关系的分水岭。外资大量外流的直接后果是就业岗位急剧减少，而就业是民生之基础。一旦长期失业，带来的不仅是社会风险，还有人们对国家发展预期的消极评价。能够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基本是母国的头部企业，这种企业撤资所带来的示范和联动效应是长期的，有一些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目前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周期，外资对中国经济重振以及继续推动改革和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主流媒体和一年一度的政治盛会全国“两会”很关注外资的去留问题，并纷纷支招如何推动稳定外资的工作。
“两会”会期期间的3月6日，中国知名杂志《财经》以“稳外资新政”作为该期封面主题。这反映为孙颖妮主笔的《中国吸引外资新政频出，外企如何重拾在华投资信心？》。文中提出，在渐进式政策型开放实施40年后，中国有条件地转向制度型开放。法治、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工具有利于建立透明、稳定和长期可预期的开放体制，重振外企投资发展信心。其中一些观点特地进行了标蓝（微信传播版）。这些标蓝观点汇摘如下：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对外资企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进入2023年，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中国全力拼经济，部分外资在华市场的布局开始加码；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对外资企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不只是中央层面，地方层面也纷纷加码吸引外资；《财经》记者注意到，实际上，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稳外资”已经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话题；采访的多位跨国企业负责人均表示，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最齐全的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目前还难以替代；更为重要的是，外资企业不愿意放弃中国巨大的市场；在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制造业是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当前，中国在吸引制造业外资方面正加快布局；《财经》记者梳理的信息显示，在养老、医疗健康服务等领域，不少外资企业正在全国各地落户布局。其中还涉及到针对外资企业产业转移的部分评论，而在最后则以“随着外资新政陆续推出，增强外资信心和预期将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重头戏”作为结尾。
此外，负责中国对外招商以及外资统计业务的商务部下属外资司在文章《2023年将如何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论述了目前中国吸收外资主要有以下四方面有利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向好；中国市场对外资的“磁吸力”持续增强；政策叠加效应持续显现；跨境往来更加便利。
在扩大增量方面：（1）商务部将推动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力度；（3）依托重大经贸展会和各类投资促进机制；（4）支持各地“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开展招商引资的活动；（5）推动更多的外资标志性的项目落地建设。
在稳定存量方面：（1）商务部将继续发挥外贸外资协调机制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作用；（2）加强与外资企业既外国商协会常态化的交流；（3）是帮助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问题；（4）落实好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5）完善各级外资企业投诉跨部门协调机制；（6）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7）让存量外资企业经营好、发展好。
在提质方面：（1）商务部将抓好一系列的外资的宣传和实施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细化配套措施；（2）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节能环保、科技重新等领域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3）持续加大对搞基础和产业引领力度、不断提升引资质量和水平。
这两大宣传矩阵基本显示了2023年中国吸引外资的举措以及下一步工作的细分方向，其中不少是老生常谈但短期内难以改进的事务，比如，“走出去”“请进来”、实施“国民待遇”、“不断提升引资质量和水平”等，同时一如既往地对中国的市场要素表现出乐观情绪，认为中国存在广泛的消费能力，外资会被吸引过来。我们要明白一个基本的现实是，传统的全球化路径正在出现历史性的深刻改变，包括美欧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出现了广泛的经济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在于推动资本投资本国、反思长期的“外包政策”以拓宽国内就业。在美国这表现为推动跨国企业回归本土，推动“再工业化”，实施巨额补贴等（跨国公司在本土生产即可以享受对应的补贴）；而在欧洲，欧盟同样给予企业巨额补贴；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擅长制造半导体的地方，其对华投资则面临来自美国的严格限制以及政治游说，要求其前往美国设厂，规避中国市场，或者杜绝某类产品在华生产的可能性。
世界各国对跨国公司的争夺已经日益激烈，甚至为此不惜采取政治游说、威胁、补贴利诱和配套等手段。现实看，要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其一，必须祭出真金白银和采取实际行动。中国的国际招商引资，尤其针对十亿级美元及以上的投资，必须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毕竟，如果中国不给那其他国家会给，利用好补贴这个武器，让外资企业感受到有利可图和降低成本，这就是中国最大的诚意，美欧是这样做，中国不这样做可能就难以吸引投资。其二，需要政府高层展示亲善外商的态度，这可能上涉中央委员下至县级政府，只要有可能，就见缝插针，开拓经济外交，利用好各类场合拓展的社会资本，争取外资来投；对于涉国家安全领域的外资，在经过安全审查后，要给予信任和支持。而与外资打交道本身是培养和锻炼干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是干部能扛事的重要表现，可以考虑让对外招商引资成为县处级干部晋升的参照之一。其三，中国需要制定新的规范引领。比如欧盟目前业已生效的碳关税，就使对欧投资的企业必须适应并服从，而中国政府是否具备这种引领区域或全局商业规范的能力呢？这个值得设计。其四，中国需要有核心且引领性的技术，吸引国外的资本来投。无论是风投还是针对新型独角兽公司，毕竟单纯的市场只是吸引高科技类企业入驻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这一道理已经被反复证明，如能重视企业治理、和谐政商关系、法治的环境以及最具分量的高科技要素，中国的自主选择权限会更加充分、更具主动。其五，实事求是，统计中，外商投了多少，以落地实际到位资金为准，避免噱头宣传和虚假，浪费资源，误导决策。其六，弱化对中国市场与外资投资必然性关联的过度宣传，强化对营商环境的改善、中国的要素优势和政府支持面的重点宣传。这里以美国“Select USA”中美国商务部的宣传为例。“Select USA”官网中罗列了外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的优势要素，包括：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并有完善的市场经济；美国是全球创新的重心；便捷的营商环境；高素质的劳动者；丰富的资源；完善的金融。也就是说，对人口和消费能力的宣传需要匹配其他竞争力要素，由于直接投资往往是战略性投资，市场需求通过外贸渠道也完全可以满足，而稳定直接投资的关键是让企业获得积极的收益预期，而非一味宣传市场多大，毕竟人多不能等同于市场大。比如，俄罗斯、墨西哥、印尼的人口都不少，但依然处于全球直接投资的边缘。市场再大也不一定就直接导致跨国公司可以实现盈利。目前中国真正需要做的是让跨国公司看到各级政府的真诚善意和亲商态度，以及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实际手段。在更加竞争和“内卷”的全球招商市场，中国对本国市场的经济和政治营销一定要精准到位。
这样看，中国要实施好对跨国公司的招商引资，需要走的路和需要调整的策略还真的不少！
资料来源：FT
